《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是社会学者严飞二〇二二年出版的新著，以“附近”作为研究框架，与底层关怀结合，关注都市外来务工者“悬浮”的生存状态。王小章评论认为，无论是“悬浮”作为中国社会的实质性问题，还是“附近”作为社会学方法问题，都存在和表现出“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双重性。
对那些在城市中漂泊无根的外来打工者来说，城市只是一幅由小世界组成的画，他们像马赛克瓷片一样彼此接触却无法渗透。他们带着城市生活之外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进入城市，在身体上完成了从乡土到城市的“脱嵌”，他们想要拥抱新世界，却在庞杂的城市中难以寻求“再嵌”；而旧世界里的故乡，却与自己又越来越疏离、模糊。
这是严飞的新著《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以下简称《悬浮》）一开头的话，显示本书的主题是对外来打工者或者说“农民工”之都市生存状态，特别是其双重“脱嵌”的“悬浮”状态的描述分析。在本书正文的结尾，作者又说：“对于社会学的田野工作来说，我们应该明确作为‘说故事的人’的职责，警惕理论和技术介入所带来的破坏，变换理论投射的角度，制造更多空间，让不可见的事实真相变为可见；在不可理解的背后，不断挖掘理解的可能性；不必苛责去穷尽现实的真实，而是反思现实背后被遮蔽隐藏的结构性意义；不必带着用光去拯救暗夜的态度进入田野，恰恰相反，正是暗夜本身凸显了生命和光的存在。”这显示了本书的另一个关切，即对于社会学者观察、叙述、理解生活的方法、视角、姿态的关切，具体到本书，就是社会学者如何以“附近”为视角来看到和看懂外来务工者的都市生存。通过本书，作者表达了彼此交织的双重关切：一是对于作为中国社会实质性问题的外来务工者之都市生存问题的关切；一是对于作为社会学方法问题的“附近视角”的探究。而如果仔细体味和思考的话，可以发现，在本书所关切的这两个问题上，都存在和表现出“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双重性。
严飞著《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来源：douban.com）
关于城市外来打工者也即农民工的研究，几十年来已消耗了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无数的笔墨。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的力作，但更多的则往往给人以“精致而平庸”之感。精致，是因为它们对于方法的说明、数据的处理乃至图表的展示等都做得非常漂亮；平庸，是因为它们并没有给出真正有新意、有见识的洞察，甚至看不到真正深切的问题关怀，没有刺激人、启迪人、打动人的力量，它们的方法、数据、图表只不过是装饰打扮常识俗见的一种修辞。但《悬浮》给人的感觉不同，它的文字绝对具有打动人的力量。而这种打动人的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作者对他的研究对象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之命运的深深关切。作者是社会学者，但在本书中，他没有采取社会学研究更为常见的量化研究或韦伯所倡导的“类型化”方法，而是采用了历史学的个体化方法。在作为本书“尾声”的与人类学者项飙的对话中，作者明确说，在这本书中，他想尝试在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下，对每一个人物的故事进行深描，抓住他们生命中微末的细节，为每一个被访对象建立起一个立体、鲜明的形象。“我喜欢描绘具象的人，不喜欢抽象的人……”在这种“描绘具象的人”的自觉追求下，《悬浮》详细地描写刻画了八个外来打工者的一系列小故事，从家政阿姨到装修师傅，从菜市场的菜贩到小区保安，从房屋中介到劳动力市场中介。通过一个个小故事的讲述，展示了他（她）们通常难得被关注的情感悲欢和各自不同的个性。当然，单纯地详细“描绘具象的人”绝不会是唯一的目的。如上所述，作者是“在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下”，对每一个人物的故事进行深描。也就是说，作者的意图是通过描述个体的生命史，捕捉个体在历史跌宕流转过程中的行动选择，进而探讨背后的一些宏大的社会学命题。作者援用米尔斯的观点：“将公共议题与个人困扰相关联，与个体生活的问题相关联，才能揭示前者的人性意涵。”个人故事都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当我们从时代的特征回看那一个个个体的生命故事，就很容易看出他们各自不同的遭际和个性下共同的命运或处境以及形塑这种命运或处境的结构性动因。这种共同的命运或处境便是本书书名的来历——“悬浮”。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来源：bing.com）
“悬浮”就是无根无依的载沉载浮、萍漂絮飞。但仔细体察，这些外来打工者的“悬浮”实际上又有着或者说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作为个体从社会关系中的“脱嵌”。在过去，每个人都不是以孤离的个体形态存在，而是嵌入于各种关系之中：与亲属的关系，与邻里的关系，与其他一般他人的关系，与长眠于祖坟地下的先辈的关系，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等等。每个人在这一系列紧密而稳定的关系中获得自我的归属。但今天，这些外来务工者从这一系列关系中脱离了出来，几乎作为孑然的个体进入城市，而在城市却又未能实现“再嵌入”，于是，“一群外来的打工者，像候鸟一样不断迁徙”，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流动，游离于乡村与城市之间，没有根基地悬浮在社会之中，经历着期望与现实断裂而造成的身份焦虑与迷失”。二是他们的“当下”与他们的过往和未来的断裂。作为孑然的个体从过去的各种关系中的脱嵌，很大程度上进一步造成了这些外来打工者的现在与过去的断裂，过去的经验、经历对其当下的生存不再构成具有显著意义和价值的存在，而“当下”又不是他们希望的生活，毋宁说，依旧是他们希望脱离的状态，于是，“当下”又与他们期待的“未来”相断裂。对于“当下”在其生命历史中的这种悬浮，一些打工者有着敏感的自觉意识。在打工者文学小组自己编辑印刷的每一期《皮村文学》的封底，都印着同样的两行字：“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但这种对于自身之历史的“在意”，恰恰反映出他们在历史中的“悬浮”。三是由前两者共同造成的生命意义感的虚空。生命的意义感是在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或者说共同体中，以及在连续的历史中形成和获得的，外来务工者由脱嵌所形成的孤离状态以及当下与过去和未来的断裂状态，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他们意义感的迷惘和虚空。当然，三重“悬浮”中对于外来务工者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无疑是第一重。正是这一重结构性的“脱嵌”，造成了打工者个体生命史的“断裂”，进而带来意义感的虚空。不过，也正是这一重“悬浮”即结构性“脱嵌”，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个人从自身与传统的各种社会关系，从稳定的整体秩序中脱离出来，成为分离自在之独立个体的“个体化”过程，是社会从传统静态封闭的小共同体形态向现代流动开放的大社会形态变迁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的现象。对此，从托克维尔、黑格尔、马克思、齐美尔等经典社会理论家，到今天的鲍曼、贝克、吉登斯等学者，都有过深刻的揭示和分析。实际上，《悬浮》的作者在说明外来务工者的双重“脱嵌”时，对于齐美尔、鲍曼等人的著作也多有引述。那么，是什么因素使结构性“脱嵌”这种普遍的现代性现象，演变为中国外来务工者或者说“农民工”在都市中独特的“悬浮”型生存状态呢？这就不能不归结到制度性、体制性的排斥了。质言之，是虽然早已在变革中但至今还远未终结的户籍制度将外来务工者也即“农民工”形塑成了现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身份群体。
工地上搭架子的工人（来源：vcg.com）
“农民工”乃是三种不同身份即户籍身份（农民）、职业身份（工人）和劳动关系身份（受雇者）的混合体。《悬浮》的作者指出：“他们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拥有权利地位的‘工人阶级’，也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从事传统农活的‘农民阶级’。‘务工’意味着劳动只是临时性工作，是随时会被解雇的劳动身份，无法享受到诸如住房补贴、医保、教育等城市户籍居民所享有的福利待遇。”实际上，在正常情况下，“脱嵌”或者说“个体化”应该包括两个并行的进程：首先是结构性个体化，即个体从各种原先的社会关系中脱嵌而个体化；这个个体化的进程一方面使个体摆脱了许多传统的束缚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同时也使个体失去原先的保护，于是就需要相应地有一个制度性的个体化进程，即确立各种直接以个体为执行对象的社会治理和社会保护性政策、法规、制度。这两个个体化进程应该同步行进，才能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和置身其中的个体的正常生存。但在外来务工者（农民工）这个群体身上，制度性的个体化进程，尤其是个体化的社会保护性制度的确立却没有随其结构性个体化进程而同步跟进。这就使得这个群体相较于现代社会中其他群体、阶层的个体而言更多了一种“脱嵌”，除了结构性的“脱嵌”，还有制度性的“脱嵌”（就此而言，所谓“双重脱嵌”，除了指在都市的“脱嵌”和在故乡的“脱嵌”，也可以指结构性“脱嵌”和制度性“脱嵌”），正是这后一种制度性的“脱嵌”，使得外来务工者在都市中的“悬浮”式生存，除了体现出现代人生存的“现代性”特征外，也体现出这个群体之生存状态的特殊性。而由于其制度性“脱嵌”主要在于制度性保护的缺失，这种特殊性也就体现为引人注目的脆弱性、底层性。《悬浮》的另一个关切或者说意图，是想推出、尝试和演示将“附近”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框架，一种新的田野方法或视角。作者认为，以“附近”为研究框架，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关注周围正在发生的变化，看到身边的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和身份转化。通过在“附近”这个“场”中和形形色色的人发生互动、产生“交集”，借助于这种“交集”的不断“层累”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亲密度、信任度的逐渐增加，被访者会越来越愿意主动地倾诉和表达，从而研究者能够自然地进入被访者的生命世界。也就是说，以“附近”为视角或研究框架的好处是：“在‘附近’日常化的关系逻辑下，我们不需要重新去建立一个纽带，也不需要在访谈过后挥手告别。当我们坐下来开始聊天的时候，就已经自然地打破了传统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和被访者之间的疏离感、陌生感。我们不用害怕把自己的一套叙述框架凌驾于对方的讲述之上，也不必担心对方的讲述会被我们包装成‘他们’的故事。我们所描绘的，只是他们自己，是他们本真的生活。”显然，如果仅就“自然地打破研究者和被访者之间的疏离感、陌生感”而言，那么，以“附近”为视角最好使用于像传统村落这样的熟人小共同体，而不是现代都市陌生人社会。因此，专门针对现代都市陌生人社会而提出以“附近”为视角或分析框架，必然有着一种特定的思谋。实际上，最早提出把“附近”作为一种研究框架或“视域”的，是本书的尾声中作者与之对话的项飙。而项飙建议把“附近”作为一种“视域”，恰恰是从公众意识中“附近”的丧失出发的。他注意到，“在中国，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通常从两端获得生命的意义：一端是个体的经验，另一端是常与全球权力博弈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立场。个人层面的盘算决定诸如同谁结婚、从事什么工作等；抽象关注则形塑怎样才算是一个有道德、有尊严的人，一个真的‘中国人’。在他们的意识中，附近——作为日常互动场所的邻里和工作空间——消失了。”（项飙：《作为视域的“附近”》，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十七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也就是说，现在城市青年的关注，基本在两个端点，即极近的自身生活和极远的“世界”，而处于两者之间的“附近”（用项飙的话说，周围“最初的五百米”）却在他们的视域中消失了。乍看之下，这种“附近”意识的消失是令人奇怪的，但是，如果联系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即生活的个体化和社会的一体化（全球化），也就不难理解：这种个体化与一体化的交织，大大降低了空间上的接近对于个体的意义。用英国社会学家阿尔布劳的话说，在个体化和一体化的现代情形下，附近出没的，只是“互不相关的邻里”，而非个体的“周围切身情景”，相反，倒是极远的“世界”，反而可能是他的切身情景（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一年版）。由此，对于普通人来说，“附近意识”的消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也正因此，项飙看到：“附近在公众意识中的失去不单单发生在中国。”（同上）由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附近意识”的消失，就其“不单单发生在中国”的普遍性而言，与前面所说的“悬浮”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它们都与“脱嵌”这一现代性因素相关。“脱嵌”带来了个体化，带来了个体与在地附近其他人关系的陌生化、疏离化，这是造成“悬浮”式生存状态的根本性因素，也是导致作为普通居民的个体失去对“附近”的兴趣与关切的基本原因。不过，普通个体之“附近意识”的消失，对于社会学研究者来说，却可能正好是把“附近”当视域或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的一个契机。因为它意味着或者说提醒着，现代都市陌生人社会中的“附近”，已经不再是传统乡村小共同体社会状态下的“附近”，不再是一个静态封闭的同质性小世界，而是一个活跃的、流变不居的异质性场域。“脱嵌”机制在将个体与在地附近其他人的关系陌生化、疏离化的同时，也将各式各样的人、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一言以蔽之，将世界的多样性，带到了“附近”。在与《悬浮》作者的对话中，项飙说，“附近”是一种交集，“要强调singularity（单一性、辨别性）。singularity是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这个不一样是有关系性的，因为附近跟社区不同，它不是有一个群体，有一个共同体。在‘附近’是完全没有共同体的，是不同的singularity怎么走到一起……singularity可能是一个能够撬动我们思考的开始”。透过“附近”看见、看懂“不同的singularity怎么走到一起”这个现代世界的问题，应该是以“附近”为视域或者说研究框架的最基本的价值所在。
2022年10月28日，严飞（右一）参加清华大学“从生活到‘日常生活世界’”文科沙龙（来源：bing.com）
当然，这是一种普遍性的价值，也就是说，不独中国的学者可以使用这种研究框架，凡置身于现代世界的学者都可以使用；不独可以以“附近”为视域去看底层的个体，也可以去看其他个体。不过，当严飞在当下中国语境下以“附近”为研究框架来看“附近”时，他还是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了外来务工者这一底层群体身上，从而将“附近”的方法视角与底层的关怀结合在一起。这也好理解：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双重脱嵌”，形成了这个群体特殊的“悬浮”，使他们成为在“附近”出没的陌生异质的个体中最陌生、最异质、最singular的存在。但是，还是应该重申，以“附近”为视域或研究框架与底层关怀的结合并不是必然或必须的，而只是学者在当下中国语境下一种可以理解的选择，就像结构性脱嵌和制度性脱嵌并存从而制度性地造就“外来务工者”这个底层群体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当下中国外来务工者的一种实际处境，但这种处境是可以也应该改变的。而从处境改变的角度，我想再谈一下《悬浮》的作者所提出的如何书写底层的问题。作者首先在第二章叙述打工者文学时提出“底层能发声吗”的问题，也即，底层能否自己书写自己。作者肯定打工者文学的价值：“当打工者执笔书写自己以及所属群体的故事，或以诗歌为矛直指生活苦痛的时候，文字便已超越了形式，构成了底层群体表达自我意识、呈现主体性的重要渠道。”不过，作者承认，绝大部分打工者在时代的巨轮下没有声音，没有图像，不被看见，不被听见。因此，总体上，作为底层的外来打工者要靠像作者这样的研究者来书写。这就发生了研究者能否真正表达底层的问题。这里的一个关键是，如何对待研究者自身的主观立场。一种常见的观点，如作者所引述的麦肯齐认为，如果想成功地阐释一个底层的群体，就必须抛弃一些先入为主的主流叙事，不能仅把这一群体描写成政策实施对象、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或者被边缘化的苦难者，也不能仅用学术理论框架或政策话语来讲述他们的经历，而必须从他们的认知体系出发。如何看待这种观点？作者一方面显然表示同情式的理解，但另一方面则并不全然苟同：只要有写作，作者就必然存在；只要有田野工作，观察者的主观就必然存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反思写作者本身的立场、地位和权威，让这种研究过程中原本的“障碍”反过来成为进一步理解底层的方式，从而更好地展现出每一副鲜活具象的面孔。当然，作为真正有关怀的研究者，不会仅仅止步于“展现出每一副鲜活具象的面孔”，研究者还“应该有更多关于如何在研究中帮助被研究者群体的探讨。研究者应该在研究中进行干预，尝试提出如何给弱势群体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并挖掘出在结构层面和政策层面带来改变的可行方案”。而要“挖掘出在结构层面和政策层面带来改变的可行方案”，研究者显然不能停留、拘泥于底层的“认知体系”，否则，要么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要么和本身需要“改变”的底层一样，其想象力为“底层处境”所限制。相反，研究者必须立足于获得普遍认同的应然发展方向，也即关于真正属人的生活状态应该怎样的共同价值观，来提出改变底层当下的、从这种价值观看不能容忍的处境。警惕这个价值观念直接污染研究者对底层的观察和书写是一个方面，但在研究的过程中，在挖掘变革方案的过程中坚持这个价值观则又是一个方面。而当针对底层的应然变革方向通过变革实践而成为现实时，像外来务工者这样的底层特殊群体也就汇入了现代社会的普遍性，但“附近”作为视角或研究框架则并不会因失去了底层对象而丧失其普遍的意义和价值。（《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严飞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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